新版《中国通史》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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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8-10-19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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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底,姗姗来迟的新版《中国通史》终于出版面世,由央视出品的百集同名纪录片,也将于7月份陆续播出。

两部作品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和华夏出版社三套人马共同完成,前后历时8年,作为国家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

担任总撰稿的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历史。在两组“国家队”、三个合作单位的阵容背后,还包括了社科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王震中、方克立,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阎崇年等国内外近百名知名学者的智力支持。

学者治《中国通史》,是儒家“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一项传统。与以往版本不同的是,本套新通史虽由专业历史专家团队编撰,但目标读者却是普通大众。一百个专题贯穿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自人类起源直到晚清帝国的终结。

这套丛书与百集纪录片,对社科院和央视而言,都是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而在这部新通史的背后,是8年历程中竭力达成共识的一段故事。也是历史学者们放下身段,以大众需求为导向,应对“过度通俗历史热”,进行历史观传达的一次尝试。

历史学家的文学功夫

新版通史的编撰工作始于2008年11月7日。这一天,时任社科院院长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给历史研究所布置任务——筹拍一部影视版的《中国通史》。包括所长卜宪群在内,以历史所为主的15位专家团队迅速搭建起来,从先秦时代到满清末年,每人根据各自的专业,以断代的形式撰写一部史稿底本。

不过,这样卷帙浩繁的大国通史,即使有专业班底作为保障,也难免百密一疏。首先要确立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思路。为此,写作组吸收了所内外大量专家的意见,明确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文化”三条主线。

编撰新版通史的一个社会背景是“读史热”,自2006年,当年明月在网络上因《明朝那些事儿》走红,销量高达百万册,引发了读史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一年,市面上的历史通俗读物就多达1464种,其中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充斥于影视剧和出版物中的“戏说”,更是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当下的全民“历史热”中,纠正部分错误史观和对史料不尊重的“戏说”,也被视为新版通史的题中应有之意。

2008年到2012年是社科院团队工作最为密集的阶段。编撰团队的协调人、社科院历史所明清史学者陈时龙还记得,当时,团队要完成底稿,同时要启动拍摄制作工作。对于写惯了严谨论文的团队来说,一方面要在史稿中写故事,一方面亲自上阵改成有画面感、可以用于拍摄纪录片的底稿,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尝试,也是本部通史和相关纪录片的最大亮点之一。

在多轮讨论后,2010年基本确定了100集专题纪录片的提纲。社科院团队的工作就是推荐受访嘉宾,帮助审片和沟通剧本。卜宪群作为总协调人,八年时间除了要看稿,还要看台本和样片,并与电影频道协调试播、宣传等工作。

其中,双方在反复讨论的关键性问题,是从史稿如何变为影像。按照卜宪群的话来说,要兼顾书面文字和电视画面的实现,转变从历史学者到剧作者的身份,十分复杂。

在团队内部,偶尔也会出现分歧。比如,专家组成员杨振红在写作框架中放入“郡国并行”制度,曾遭到卜宪群的反对。后来杨振红设法说服了他,理由是“纪录片不仅是要讲历史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展,每个时期都有重要的制度。”

影像与书稿同步进发

2010年9月,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加入这一项目。2011年8月,《中国通史》剧组在敦煌正式开机。

总导演赵良至今记得他所接手的第一批样片,分别是五部:《诸葛亮治蜀》《魏晋风度》《北魏孝文帝改革》《梁武帝治国》和《隋炀帝功过》。从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切入,分别讲述在不同时代影响一时的历史故事。“我想让人们看到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看到他们在一个大时代的身不由己和努力。”赵良很喜欢阮籍,他眼中的魏晋风骨更是政治态度上不合作的表达。

作为中国首位与Discovery探索频道签约的纪录片导演,过去的赵良更擅长拍摄现实题材。但他决定接受挑战,拍摄这部“能作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纪录片。他与社科院团队一起参与的创作基本相对独立。总撰稿人卜宪群和作为审读的童超等专家,只把控“基础内容审阅”、“配音稿审阅”、“审片”三个环节。

《中国通史》剧组立下了自己的规矩:坚持用纪录片的再现方式拍摄历史。拒绝任何影视表演的人为设计痕迹,忠实重现当时当地的人和事。为了拍摄《魏晋风度》中的“竹林七贤”聚会和《梁武帝治国》中的沉竹伐木场景,剧组曾把一群历史学家拉到外景点,请他们对道具、服装、兵器、表演、设备提出专业意见。片中真实的博物馆、墓地和遗址镜头,以及对今人的采访,表现的是历史与今日的连接。这种再现,也包括全片不会出现“据说”二字。总制片人金城曾表示:“片中的说法是史学界公认的观点。”

四年多时间内,经过制片体系和创作体系两个流程的协作,100集纪录片最终于2015年底完成。二十多位分集导演、十多位主力导演分赴全国各地和海内外拍摄。“每天都有四五个剧组外派,每个主力导演拍七八集。”至今,搜索百度新闻,《中国通史》剧组留下了遍布全国的足迹,像对中国的一次全景式检索。

对这部被评论界称为“大家小作”,文风颇具“在场感”和“趣味感”的作品,除了颇具开创性的专题综合体结构,还有许多史学观点的更新。以明清卷为例,相比过去的某些通史版本,本书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将明清更迭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还引入了当前国际的一些主流观点。

比如,历史所研究员鱼宏亮看到,在影响明清社会历史进程的因素中,有近年来国际学界重视的生态、气候变迁,还援引了耶鲁大学教授出版的《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气候、战争与灾害》等著作;陈时龙在《白银资本》部分中,引入全球视野,专门论及了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前,人口和经济总量之间的变化;对于清代最终奠定了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史实,明清卷的作者们有别于部分西方观察者以偏概全看待中国族群关系的方式,而是从秦汉大一统制度的深远影响来看变迁和承袭关系。

杜维明感兴趣的阳明心学也是一个例子。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唯物和唯心的对立是一个重要范式。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阳明心学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很长一段时间被“以论代史”地视为反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阳明心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拨乱反正”,更多地是从中国哲学本身的源流、从阳明心学本身的思想出发来评价。明清卷中,不管是阳明心学还是朱子学说,都获得了相应的篇幅平等论述,不再被人为地制造高下优劣。

据华夏出版社负责统筹编辑的杜晓宇介绍,在2016年5月最终出版的五卷本中,基本结合了纪录台本的内容,保留了大部分撰稿专家的原稿,加上了小标题。对于访谈嘉宾的内容,则删去了与配音稿内容不一致的部分,以及需要画面才能理解的部分,包括和正文内容重复的部分。“专家们2015年底最终确定的修改版本,就是我们的定版。”

至此,历时8年的《中国通史》才真正告一段落。百集同名纪录片将于7月正式登陆央视,等待今人与后人的审视和评判。

专业团队的普及读物

凤凰周刊:

此前已有多个版本的《中国通史》,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撰这套新通史是出于何种考虑?

卜宪群:

这套《中国通史》是一部普及性读物,编撰新通史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近年来,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在许多薄弱的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课题,补充或订正了以前的一些看法。而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到,也难以读懂,这对研究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编撰一部容纳最新科研成果、卷帙适中的通史著作,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期望。

其二,是为了继承老一辈史学家的优良传统。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组织编写或亲自撰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要拉近普通读者和历史研究成果的距离,就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新版《中国通史》从体例、语言、选材、装帧都考虑到了大众的需求,是专业史学工作者集体攻关来创作这么一部适合大众需求的、科学严谨的著作。

多年来,社会都希望史学专业研究者能够做一点成果转化工作,更好地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拍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

凤凰周刊:

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编撰一部《中国通史》的难度主要在哪些方面?相比过去已有的各种版本,这部新通史在专业性和通俗性上是如何协调的?

卜宪群:

编撰一部通史的难度,一是体例架构设计,二是资料取舍运用,三是理论观点允当。传统史学、近当代史学都给我们树立了许多典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史籍浩如烟海,那么,怎样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基本面貌呈现出来,又能对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行深入的解读,同时又让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感兴趣、愿意读,这是我们这项工作开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例如,就选材问题,专家组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又听取了院外专家的意见,最后我们确定了三条主线,选择了一百个专题。这三条主线是: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一百个专题贯穿了自人类起源到晚清的历史。我们反复强调,既要体现专业知识水准,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更要将其通俗化、情节化,文字优美、富有感染力。说到容易做到难,现实中碰到的问题很多,比如,一个历史时段选什么内容,各历史时段内容如何平衡,争论就很多,甚至反复争论才能定下来。不仅要考虑书面文字,还要考虑文字能否支撑电视画面,很复杂。

凤凰周刊:

目前已有的各版本《中国通史》中,您更认可哪一个版本?这部新通史采用专题的写作方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近年引入国内的日本“京都学派”?

卜宪群:

目前的《中国通史》版本很多,我都很认同。这些通史的牵头人,大都是在我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史学大家,他们从体例、材料、理论、观点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和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共同编撰一部贯通性的中国历史,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论著主要是供专业研究者读的,我们的对象则主要是社会普通大众。

我看到新闻媒体上都说我们采用了专题综合体来构建通史体系,有的媒体甚至说这是重大的创新,我想这都是溢美之词。因为我们拍了一百集的电视片,一集就是一个专题,后来,责任编辑在处理书稿时,以一百集的基本框架为基础,融合了专题研究的形式,形成了目前的版本,它是为这部书量身定做的,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

凤凰周刊:

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一些重点工程,比如夏、商、周三代的断代工程,是否在本书中引入了最新结果?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本套书中是否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卜宪群: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1996年启动的,李学勤先生是首席科学家,李先生也是历史所的老所长。五卷本《中国通史》吸收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

例如,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种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而从文献学的研究来看,整个西周也不过四百多年,这样大的误差难以让人满意。武王克商这件事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夏、商、周工程一启动,这个问题就成为整个工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断代工程在克商年份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最后,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至于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尽可能地吸纳,例如许倬云、杜维明等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在书中都有体现。

边疆、民族问题的正确史观

凤凰周刊:

对历史上一些存疑的事件,比如建文帝、杨玉环等历史人物的去向,民间野史说法不一;另外,对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包括可能相对敏感的边疆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专家组如何妥善处理,并得出正见?

卜宪群:

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存在,由于历史久远、记载歧异,对同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往往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对有争议的问题,尽量网罗各种说法,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坚实的材料之上,着重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不做简单的价值或道德判断。例如,岳飞的罪名“莫须有”,到底是“或许有”,还是“必须有”,作者就网罗了各种说法,书中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边疆、民族问题并不是所谓的“敏感问题”,而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本书共五卷,第四卷《辽西夏金元》基本上是专讲边疆、民族的。其他各卷对边疆、民族,如匈奴、鲜卑、吐蕃等都有涉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立国中原的历代王朝长期处在周边民族的包围之中,因此,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便成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必须时刻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

立国中原的王朝,有的本身就是由边疆民族建立的,如北魏是由鲜卑建立的,而它的北边又兴起了柔然汗国,北魏也要处理与柔然汗国的关系。契丹、女真都建立了地方政权,而蒙古和满洲都建立了全国性政权,这是大家熟知的。

凤凰周刊:

关于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新版通史是站在何种立场来阐述的?

卜宪群:

首先,须承认民族融合和民族凝聚力是主流。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有过很多矛盾和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需掩饰,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有一些依靠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后来都崩溃瓦解了。瓦解的原因除了帝国内部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外,各民族之间缺乏凝聚力、向心力也是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则不一样,在斗争的同时,更多的是民族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中原王朝的先进文明带动了周边民族的社会进步,周边民族的新鲜血液,又给中原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将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与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确区分开来。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一些民族后来演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今天周边一些国家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态度看待这些问题。

再者,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不能完全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而是应当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成与发展的高度。历史上无论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政权,还是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曾为民族融合与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样,无论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还是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有狭隘的民族心理,我们在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还是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凤凰周刊:

近年来,一方面出现了“历史热”,一方面伴生了过度“通俗化”的倾向。您认为历史对于普通人的意义如何?以社科院专业团队为基础编撰的这套中国通史,是否有一改当下乱象的雄心?

卜宪群:

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弄清“历史真相”,也不仅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实和更清醒地观察未来。一部中国史,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从大禹治水到盘庚迁殷,从汤武革命到周公制礼作乐,从张骞出使西域到王安石变法,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贯穿着自强不息的革新进取精神。

在这种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中,某些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关注。一些作品热衷于“恶搞”与猎奇,缺乏对基本历史事实的尊重,某些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肢离曲解、胡乱编造历史,以致使观众和读者对历史过程的了解庸俗化、片面化。历史题材作品因其大众性、通俗性、形象性而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对非专业研究者的观众和读者来说,又因其具有历史背景而产生极高的信任度。因此,我们的专业历史研究者,在这场“历史热”中决不能置身事外,而应创作出能够传得开、留得下、受读者欢迎、传播正确历史价值观和历史知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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